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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去的农民工如何老有所养
——高龄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
伴随社会老龄化进程， 我国农民工的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010年， 50岁以上农民工3124.8万人， 占比12.9%， 2014年这组数字分别提高到4684.6万人、 17.1%。 短短5年， 我国高龄农民工增加1559.7万人。 关注高龄农民工， 不仅仅是研究农民工问题的需要， 而且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招工难！ 求职难！
“山东银苑投资置业有限公司，酒店保安员， 男性， 18—35岁， 高中以上学历。”
“泰安福佳斯置业有限公司， 司机、 厨师、 办公室文员， 男性， 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录用。”
……
7月20日， 看着显示屏上一条条跳跃的招聘信息，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农民工风云昌的表情忽而晴朗、 忽而暗淡。 约莫5分钟后，54岁的他转身离开。
“怎么， 没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记者走上前问道。
“是没有自己适合的。” 风云昌一声苦笑。
苦笑的背后， 是这位身高约175厘米、 体格壮实的汉子难与人说的无奈。 风云昌失业已经两个多月，至今没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唉，只怪自己无能！”风云昌一声长叹。
但现实表明， 如此叹息更多是一句谦辞。
在泰安市人力资源市场南侧的海报栏上，24家公司的招聘信息整齐张贴。 虽然只有10家用人单位对应聘人员年龄明确提出要求， 但拨通其他14家企业的电话， 并介绍了风云昌的情况后， 表示会予以考虑的企业仅有两家， 其他企业的回复均是拒绝。 有的用人单位语气稍显委婉： “我们这儿的活儿比较重，怕他吃不消。” 有的用人单位则直截了当： “年龄太大了，我们不要。”
让人纳闷的是， 虽然求职难困扰着风云昌等高龄农民工， 但 “招工难” 却广泛存在于泰安市的诸多企业中。
“现在我们这里很多企业都缺工， 有的企业甚至因为招不到足够的工人不得不将生产线停掉。” 泰安市人力资源市场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与此介绍相呼应的， 是一篇篇有关泰安市 “招工难” 的报道———“年前辞职多， 年后招工难，富士康都来泰安 ‘抢人’ 了” “泰安： 年关近， 企业招工难， 春节长期工底薪超两千”。
在百度搜索引擎中， 记者将视线扩大至全国， 如此矛盾现象并不鲜见。 一方面， 是各个行业、 各个区域越来越大的用工缺口； 另一方面， 是愈来愈庞大的高龄农民工群体求职无门的尴尬境地。
而中央电视台日前播出的 《新闻1+1》 栏目则披露， 有些高龄农民工为了更容易地找到工作， 持假身份证留在工地； 有的高龄农民工不断地走进理发室， 将自己的白发染黑； 有的高龄农民工甚至 “靠吃肉补充体力获打工资格， 哪家工地肉多就去哪儿”。
外人眼中颇为吊诡的现象， 在身在局中的风云昌眼里却颇为正常。“人年纪一大， 身体就不比往常了，哪个老板愿意用。”
如此观点和风云昌自身的工作经历密切相关。3个月前， 他曾在一家仓库担任保管员， 但才干没几天，他开始感觉不适应。 “白天看着运东西， 晚上盯着送货， 小年轻们还扛得住， 我才工作3天就困得受不了。”
头痛、 疲惫、 烦躁……多种感觉一起袭来，风云昌只得选择辞职。
待遇、 社保……烦心事不少
现实中， 求职难只是高龄农民工在职场入口遇到的第一道难关。
“相对于青壮年农民工， 高龄农民工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更弱， 适应能力更差， 再加上体能、 文化水平等因素， 因此， 他们在工资方面更为弱势， 福利待遇、 参保率均不高。” 中华女子学院法律系教授刘明辉长期和高龄农民工接触， 对这一群体的状况很是了解。
发生在河南商丘籍农民工张凤英 （化名） 身上的故事， 正是对刘明辉观点的生动例证。
虽已年过花甲且儿孙满堂， 但张凤英却始终不愿停下奔劳了大半辈子的脚步。 2012年， 在邻居的推荐下， “谎称自己52岁” 的张凤英在县城一个高档小区找到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
当时， 商丘最低工资标准已达到每月820元， 但张凤英只能拿到800元。 张凤英却丝毫不在乎：“多少能挣些就行， 总比一分钱没有强吧。”
话虽这样说， 但经济并不宽裕的张凤英仍在寻找着其他收入渠道。塑料瓶、 纸箱、 铁块、 铜丝……工作之余的发现， 都被她统统装进了垃圾箱旁的大塑料袋， 于是， 口袋里每月又能多出百八十元。
收入状况如此， 社保问题则从来没有进入过张凤英的视野。 “人家能让咱干就不错了， 要啥保险啊。”
如果说张凤英的社保缺失和自身认识尚有一定关系， 那么， 山东临沂的高龄农民工王士梅多年未能参保的责任则完全归咎于老板。
在济南一家餐馆工作的王士梅告诉记者， 多年来， 虽然陆续有多名同事提出参保问题， 但每次老板的反应都一样： “社保没有， 不想干现在就走人！” 人家年轻人辞工后有地方去， 王士梅这样的高龄农民工可不行。 无奈之下， 她只得忍气吞声继续干。
在采访中， 记者发现， 发生在张凤英、 王士梅身上的故事在高龄农民工群体中并不少见。
———2013年7月， 高温酷暑中，郑州市72岁的环卫工靳春波， 在清扫马路时中暑去世。 而随后的采访发现， 当地绝大部分环卫工，年龄都在50岁至60岁之间， 均属于连一纸劳动合同都没有的临时工。
——2014年11月， 兰州市一些高龄环卫工人，被所在单位要求签订一份承诺书，承诺工作期间产生的一切人身损害，均由本人承担……
“高龄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最 需要社会保障的一部分， 如果他们的就业和社保问题不能解决， 将来很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影响。” 刘明辉忧心忡忡。
与刘明辉的表述相对应的， 是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一组数字： 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仅占38%，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仅占16.7%。
公平是一剂良药
令人惊讶的是， 虽然承受着各种各样的不公， 但高龄农民工的选择却近乎一致———接受。
在刘明辉看来， 如此情景的出现， 不仅和高龄农民工自身状况有关， 也和他们身上担负的巨大生活压力密不可分。 “倘若辞工返乡，高龄农民工将很难找到其他收入渠道，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结果。”
“3年前， 单位就对我进行了劝退， 当时接到消息后， 我真的快崩溃了。 我爱人2003年因为癌症去世了， 在家里我既要伺候83岁的婆婆， 又要供22岁的儿子读书。 儿子在上大学， 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近3万元。 我现在除了扫大街，下班后还兼职了一份临时工。” 兰州市老龄清洁工张春梅的话在让众人动容的同时， 也为刘明辉的分析提供了注脚。 “如果真的把我辞退了，那我们一家的生活就维持不下去了。”张春梅说。
在刘明辉看来， 高龄农民工不愿意返乡的另一个原因， 是长期的城市打工生活导致对农村生活的不适应。 “虽然从身份上来说仍旧是农民， 但高龄农民工在外务工多年，他们已经比较熟悉城市的生活节奏、方式，回到农村反倒会不适应。”
在直面高龄农民工就业难、 参保率低、 返乡生活难等问题的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也思考着解决方案。
“办法肯定是有的， 简言之， 就是国家要负起责任来。” 在博文 《高龄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之道》 中， 唐钧言简意赅。
在唐钧看来， 对收入在一定标准以下或参保年限已经达不到最低缴费年限的农民工， 可以允许他们选择不参加养老保险； 未参保的农民工退出劳动生涯后， 国家应向他们提供最低限度的收入保障； 国家还应向他们提供医疗服务和针对长期照护的社会服务， 对于劳动年龄阶段的高龄农民工， 其从事的行业和工种， 国家应该立法有所限制，并要求雇主提供充分的劳动保护。
“城乡居保确实是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一个好办法， 但问题是标准太低。” 在刘明辉眼里， 提高城乡居保保障水平是更为可行的办法，“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倾斜力度， 使它真正对返乡高龄农民工的生活产生更大的积极作用。”
发生在高龄农民工康厚明身上的变化， 则昭示着问题的解决之日并不遥远。
2010年， 康厚明所在的重庆市开始实行户籍改革， 按照规定， 进城落户的农民工可在保留土地的同时， 像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社保、就业、 住房等优惠政策。选择留守农村的农民工， 仍可以保留土地，参加新农保。 在此政策的鼓励下，2011年春节前， 康厚明将户口从农村转到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 成了一名真正的城里人。
“您现在担心以后的养老问题吗？”记者询问。
“城里人有啥我有啥， 担心啥！”康厚明朴实的脸上笑出了一朵花。
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报》